新书推介丨杨富学《由松漠暨流沙——辽金历史初探》

作者简介

杨富学，1965年生，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陇东学院教授、硕（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代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科研项目等10余项。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摩尼教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霞浦摩尼教研究》《汉唐长安与丝路文明》《敦煌民族史》等30余种学术著作，发表论文400余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

作者：杨富学

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2023年09月

定价：128元

ISBN：978-7-5490-2617-3

总  序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开初起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的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西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系，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锅，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的出版事宜，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杨富学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序

以内亚的视阈，研判辽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民族社会及政治发展之具体状况，已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主流，更成为边疆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契丹辽王朝，到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金朝，直到13世纪30年代，金朝被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取代为止，期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于此所述的“辽金时期”。其中，契丹统治者采取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策略，已经成为后来金、元两朝统治者借鉴不疑的治国良策，成为此期封建社会体制建设的鲜明特色。政治上既如此，客观上便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结起来，经济上推动了北方社会的生产发展，从而促进了南、北方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金朝继承了契丹人的一些治国理念，海陵王时期（1149年12月—1161年10月在位）便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南京析津府，更名为中都。因为，金朝人认为：

[南京]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坐若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金史》卷96《梁襄传》）

金朝为何以“坐若堂隍”之态，构拟燕京为“天下之中”，且元、明、清以来都沿承不变，其作用与意义何在？说得深刻一些，这都是史观和史识的问题。记得元朝人刘因曾经写过几首以“白沟”为题的诗文，其一名为《过白沟》，曰：

东北天高连海屿，太行蟠蟠如怒虎。一声霜雁界河秋，感慨孤怀几千古。只知南北限长江，谁割鸿沟来此处？三关南下望风云，万里长风见高举。莱公洒落近雄才，显德千年亦英主。谋臣使臣强解事，枉着渠头污吾鼓。十年铁砚自庸奴，五载儿皇安足数？当时一失榆关路，便觉燕云非吾土。更从晚唐望沙陀，自此横流穿一缕。

鸿沟即指界限，这里喻指白沟。刘因的史识是超前的，尤其“更从晚唐望沙陀，自此横流穿一缕”的主张，是将晚唐至五代十国、辽、宋、夏、金诸朝代，以一线贯穿的眼光来对待，真可谓是前无古人！

但刘因的认识毕竟有时代的局限，至今反观那个遥远的时代，豁然明朗：我国的一大特色，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即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肇始于此！这是任何民族或国家都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古代中国通过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了这一步，并沿续成为中国特色的历史本源。

以元朝时期版图之辽阔，诸方文化交流之密集，物产荟萃之丰富，堪称远超汉唐时期，但刘因仍在另一首题名《白沟》的诗文中，留下这样的诗句：“万国山河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肯定了辽金对于元朝社会发展的开辟性作用和意义，即辽金封建体制建设的开辟性作用以及远被四方的强大影响力，是后世得以继续发展的基础。

近三十年来，关于辽金制度、文化交流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屡有新论及新著面世，却都囿于专论或较为零散的篇章。杨富学先生将数十年精研之作的某一方向，凝聚成集，定名为《由松漠暨流沙：辽金历史及其与内亚之关系》，并嘱托为序，故敢披陈如下：

杨富学先生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辛勤笔耕，著述颇丰，向以多产高产著称，每有新作，皆有惠赐，笔者拜读亦多有收获，感佩不已。

首先，此集面世，将数十年非主攻方向之精品熔于一炉，化零散于总一，凝为一体，堪称填补空白之作，颇具画龙点睛、引入胜途之功！令人不禁有竖画三寸当体千仞之高的慨叹。是当前辽金史研究所必须瞩重的突破方向。

其次，文集中专门辟出“契丹回鹘篇”“契丹内亚篇”等，都予人耳目一新感觉，且拜读之后，史料之翔实，论证之贴切，识论之广博，都定会征服读者，粉丝增益无限。

其三，“辽金西夏篇”，以史料为依据，广征博引，精研佛论，从而得出辽朝佛学在西夏境内广为传播的结论，尤其是对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的精湛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诸多重视，足振聋发聩，势必会引导学界就契丹辽朝文化传播能力和夏金贸易关系方面的探讨走向深入。

其四，“辽金史拾遗篇”“辽金丝路篇”扣合住当前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本集虽以“拾遗”为名，其所胪列诸篇文字，无不事关契丹辽朝研究的本质与特色，抓住了契丹辽文化研究的基点。譬如关于辽朝文殊信仰的研究文字，无疑为世人全面了解辽代观音信仰世俗化过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尤其是对陕西岐山明代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的公刊及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既宏阔又深入，对西北女真遗民的研究可谓牗启户明。而“丝路篇”更是扣住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走向与交流频率等基本问题，启迪心智，受益无穷。

总之，《由松漠暨流沙：辽金历史及其与内亚之关系》一书，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者而言，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犹如一盏灯为学子指明方向！

最后，愿杨富学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学者的敏感去研究、观察和解读中国的历史及其文化成果，有更多的新著问世！

是以为序。

 任爱君2020年7月16日于白甫书屋

后 记

本书所含十九章文字，系由二十二篇论文重新组合而成，有的论文单独构成一章，有的由两篇组合为一章，大多已公刊过，这些文字，除独立完成者外，大部分都与弟子合作完成，另有三篇与学界同仁合作撰写，兹简列于下：

第一章《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原刊《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0—153页。

第二章《论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原刊李兵主编《辽金史研究》，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6—67页。

第三章《回鹘与辽上京》，原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研究学会编《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第128—139页。

第四章《西瓜由高昌回鹘入契丹路径问题考辨》，与弟子程嘉静博士、郎娜尔丹硕士合撰，原刊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7—279页。

第五章《论辽朝的西疆经略》，与好友邓浩教授合撰，原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4期，第107—111页。

第六章《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与弟子陈爱峰博士合撰，原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36—39页。

第七章《耶律大石征服东喀喇汗王朝史事新探》，与著录弟子葛启航合撰，原刊任爱君主编《契丹学研究》第2辑（待刊）。

第八章《耶律大石对西喀喇汗王朝的征服》，与著录弟子葛启航合撰（未刊）。

第九章《西辽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活动觅踪》，与著录弟子葛启航合撰（未刊）。

第十章《契丹媵婚制考略》，与同窗好友孟凡云教授合撰，刊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4期，第94—98页。

第十一章《辽朝经幢及相关问题初探》，与弟子朱满良硕士合撰，原刊吕建福主编《密教研究》第4辑《密教文物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9—179页。

第十二章《考古资料所见辽代之文殊信仰考屑》，与弟子程嘉静博士合撰，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67—73页。

第十三章《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及相关问题》，与弟子王小红博士合撰，由二篇论文组合而成，分别为《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文考释》，原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90—199页；《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再探》，原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5—10页。

第十四章《甘肃榆中女真遗民的调查与研究》，与弟子王小红博士合撰，原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70—76页。

第十五章《辽金佛教与西夏佛教之关联》，系由二篇论文组合而成，分别为《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独撰，原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5页；《辽朝佛教在西夏境内的流播与影响》，与弟子程嘉静博士合撰，原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2021年第1期，第249—262页。

第十六章《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与弟子陈爱峰博士合撰，原刊《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77—99页。

第十七章《辽鎏金双龙银冠及其所反映的辽与敦煌之关系》，与杜斗城师合撰，原题《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原刊《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21—25页。

第十八章《辽朝东北亚丝路及其贸易考实》，与弟子程嘉静博士合撰，原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99—106页。

第十九章《“黑龙江”名称溯源兼及民族语文对历史研究之贡献》，系由二篇论文组合而成，独撰，分别为《“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原刊《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3期，第52—54页；《民族语文与民族史研究》，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20—122页。

这里上述谨对诸位合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辽史研究专家、赤峰学院契丹辽文化研究院院长任爱君教授慷慨赐序，其高远的见解发人深省，其深情厚谊令人感念。序中多有奖掖之语，乃本人今后努力之方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辽史研究新锐康建国副研究员细心校对了书稿，大到文句瑕疵，小到标点断句，具体到引文核对，尤其是内蒙古等地的地名变化，辽辖区的历史地理变迁，这些易于被忽略的问题，皆不惮其烦，一丝不苟，发现了不少问题并予以纠正，使本书避免了很多讹误。内蒙古赤峰日报社记者李富先生慷慨解囊，提供不少图片，为拙作增辉，其情可感。这里谨对上述三位内蒙古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富学2022年5月5日



文章来源  
转自“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2023年12月04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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